清风 - 2007-8-1 15:21:00
路，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，常言说：“路是人走出来的”，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事实。而路中的马车行道，马路、公路、高级公路、高速公路，则是人类进步，社会发展，科学进化的不断更新产物。
根据史书记载和出土的文物考研，于我国商代甲骨文中出现的“行”与“车”字为最多。殷商时，称道路为“行”，甲骨文中写着“ ”，非常象道路的交叉路口。殷商时还制定了管理道路的严酷法规，据《韩非子.内储说上篇》记载：“殷（商）之法，弃灰于公道者，断其手”。
西周早期出现了“道”字，到中期又出现了“路”字。西周的道路，分为城邑、野外两大类。城邑道路由“匠人”负责，分为径、纬、环、野四种，并规定了各级道路的宽度。它以车轨为计算单位，每轨为8周尺（约1.85米）。规定径涂与韩涂为9轨（约16.6米），环涂7轨（约12米），野涂5轨（约9.2米），野外道3轨（约5.5米）。并规定“男子右行、女子左行、车在中央行”等法规。同时，还明确规定了一些道路养护措施。如：“列树以表道”说明已在道路两旁植树作为道路标志；“立鄙食以守路”，说明野外道路有专人（遂人）维护与管理。
秦汉时期，公元221年，秦始皇统一中国，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。驰道标准为“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，厚筑其外，隐以金锥，树以青松”。秦律规定：道路修治由皇帝下诏，平时要求“道易车利”；私自移动道路标志的要处以“耐”刑（中国古代剃光犯人鬓须强制其服劳役的刑罚）；弃灰于路的要处以“黥”刑（中国古代五刑之一，指在犯人脸上刺字，染以黑色）。
魏晋南北朝时，除沿袭前代养护方法外，规定在车马大道上“一里置五尺之铜表“，以标明里程。北周时，令诸州夹道一里植一槐树，十里植三树，百里植五树，以标志道路的里程。
随唐宋辽金时代，随着经济大发展，官府更加重视车马大道的修筑、养护及管理，除车马大道的称呼外，由于货物流通量大增，人、车、马流量巨变，为满足需要沿途需设站，便又称之为野外（长途大道）大道为驿道和驿站。唐太宗下诏要求“率士之内、道路无壅”。唐广德元年及大历元年（公元763—766年），代宗两次下诏，明确规定要地方官员巡视道路，管好道路，并重申，不得在官路上耕种及砍伐树林，路树缺损要及时补植。北宋辽金时代，由国家工部主管，地方则在州、县下设户曹、司户具体负责。
元明清时代，从元代起，虽然水路航运迅速发展，但对道路交通也十分重视，不但全国设中书省管理道路交通，地方的府、州、县设专人管理。并发诏令“道路整修后要及时检查”。清代时，将管理的官名“尚书”和“左右侍郎”改为“大臣”，即交通大臣。对御道的修治则更为详尽与具体，制定了施工与养护道路规范的《东道纪略》大清会典。
从车马大道、邑道、驰道、驿道、官道、御道发展到公路（开始称马路），直到今天的一级、二级、高级公路和全封闭的高速公路，都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。